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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还只是怀着为报告文学和小说寻找素材的想法，去聆听这些第一书记们在基层的故事，可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便慢慢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被他们牵引着，走进了他们或辛酸或欣慰的人生。”《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的采访者贺享雍，在接受读者报专访时表示，“毋庸讳言，在这场伟大的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战役中，最辛苦的莫过于奋战在第一线的扶贫工作者，而其中之甚，又莫过于这些从城市走向农村的第一书记们。”
▲贺享雍。（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希望读者能够被这些故事感动
读者报：撰写《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一书，您为何选择了四川的巴中？ 贺享雍：选择四川的巴中市作为这部书的描写对象，第一个因素是基于巴中市是一个革命老区、秦巴山区和连片深度贫困地区这样一个“三区叠加”的地方，全市四县一区，就有四个国家级贫困县和一个省级贫困县，贫困基数大，脱贫任务十分艰巨，当然，也最能反映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其次，我同为川东北人（编者注：贺享雍系四川达州渠县人），不但熟悉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而且就像熟悉自己的乡亲一样熟悉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和他们的喜怒哀乐，这较有利于我真实地将他们从笔端呈现出来。 读者报：这部新书，您最想给读者传递什么？ 贺享雍：在采访中，给我记忆最深并不断拨动我情感之弦的，是第一书记在这场决胜全面小康的战役中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以及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我既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感到兴奋和欣慰，同时也为他们的艰辛感到心酸。 我希望读者通过这部书，能够真切地了解基层扶贫工作者尤其是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在这场脱贫攻坚中的真实工作状态。在我采访的这个群体中，他不管是或刚刚从学校走进机关，脸上还带着学生时代的稚气，或年过半百，临近人生最后一班岗，也不管他们是自愿还是由于组织的安排，一旦被冠以“第一书记”的桂冠而走进脱贫攻坚第一线的战场以后，都面临着共同的难题，那就是“识别之难、帮扶之坚、表格之多、检查之繁、压力之大、工作之重……”的困难和压力。从此，他们顾不上家里的高堂、娇妻（丈夫）与孩子，“白加黑”“五加二”成了他们的常态，许多同志甚至累倒在了岗位上。 当我听他们讲述那些平凡故事时，我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进入了他们或辛酸或欣慰的人生。我相信读者在耐心地读完后，也会和我一样，能够为他们的故事所感动。
▲《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作者贺享雍（左）和何昌平。（摄影陈旭） ◆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创作宗旨 读者报：从草根到作家，您经历了什么？在写作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 贺享雍：其实草根和作家不能划等号。我不否认作家有等级，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一个处于底层的平民作家或曰草根作家。这对我来说很好，我感谢上天给我的那么一颗草根的赤子之心。至于在写作路上影响最大的谁？首先是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时的苦难，也正是这些苦难让我有话想说，其次是一大批十八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特别是俄罗斯作家的影响，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 读者报：有人评价“贺享雍的小说接地气、有情怀、有温度，他的写作手法朴实无华，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也代表了乡土文学非常重要的维度”。请问您如何理解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如何在节奏加快的今天更有吸引力和生命力？ 贺享雍：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反映乡村生活的小说数量巨大，但因为不少乡土文学作家离开农村到了城市，纵观少数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主观臆断和脱离生活本身的特点。我当过40年农民，至今和农村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丰厚的乡村生活经验，内置的乡村视点，其小说不但农民看得懂，城里人和知识分子也能够看并喜欢看，这就使我的乡土小说显得与众不同。从血管里流出的始终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始终是水，我想，一个作家只要能真正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创作宗旨，其作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有吸引力和生命力。 ◆一个作家，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他的根 读者报：从《土地神》《村官牛二》《乡村志》《是是非非》，到《大城小城》，其实是您离开乡村场景，随农民走进了城市。那在这一创作过程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几十年来，您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贺享雍：是的，30年前我就走进了城市，可是我的根还在那个叫贺家湾的地方。那个小得连渠县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的一切——她的生态、伦理、文化等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一个作家，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他的根。在全国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战略中，我觉得是到了我们重新认识乡村价值的时候了！换个角度看乡村，也许过去被我们否定的或被视为落后的东西，也许会变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稀有资源。 在几十年的写作中，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就是胜利。最大的变化是头上青丝变成了白发。《乡村志》卷一动笔之时，小女儿还是我贴身的“小棉袄”，而当卷十最后一个字完成之时，外孙已上小学，真是“逝者如斯夫”呀！ 而具体到我的创作来说，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作是准备期，时间可从1979年开始向刊物投稿到1995年中篇小说《末等官》在《峨眉》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在这个时间里，我主要写作短篇小说，后期开始写作中篇小说。第二个阶段我称为是成长期，以1996年的《苍凉后土》为代表。这是一部57万字、全面反映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农”问题的作品。第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作是一个探索期。这个时候我想突破自己，寻求一种与《苍凉后土》等作品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和创作风格。这段时期的作品主要有《土地神》《村官牛二》《猴戏》等。评论家把我这段时期的作品称为“简约乡村叙事”。第四个阶段的创作，便是系列长篇《乡村志》了。
▲贺享雍。（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 读者报：在您的作品中，有很多地方都呈现了四川印记，比如语言。您觉得创作跟地域有何联系？ 贺享雍：作者的创作当然和地域有紧密的联系。我的家乡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过去那里十分贫穷落后，但唯其没受到现代文明太多的侵蚀，一些传统文化比如民间传说、民风民俗和方言土语得以保留。环境造就人，由于我从小就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侵染，所以在写作起来，不管是那些民间礼俗、民间传说、民间歌谣，还是那些生动活泼而又形象逼真的民间语言，都会自然而然地跑到我的笔下，这点不需要刻意而为，我就是在用农民的口吻和语气讲话嘛。 我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沿革、风土民俗都了如指掌。我更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正因为热爱，我才替他们忧，替他们愁，替他们喜，替他们乐，洞悉盛衰，呼吁变革。 读者报：接下来，您的创作方向依然是乡村吗？有无下一部作品的写作？ 贺享雍：当然是！至于下一部作品，大概会涉及到乡村振兴的内容，文章为合时而著嘛！
【作者简介】
贺享雍，四川渠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著有《苍凉后土》《怪圈》和《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等，屡获四川省文学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作品简介】 《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通过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了巴中地区23位第一书记们深入农村、贴近农民，和村民打成一片的日常生活和具体工作，讴歌了他们在脱贫攻坚中所作出的担当与忠诚、奉献与牺牲，同时通过他们的心灵体悟与思索，真实地描写和探索了他们精神升华与成长的生命轨迹。这既是一部第一书记们个人的工作史、成长史，更是一部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的故事集。
来源|第一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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