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亡少年家属申报见义勇为被拒 被指给作证者报酬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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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亡少年家属申报见义勇为被拒 被指给作证者报酬

黄利强拿着儿子黄磊的身份证

溺亡少年家属申报见义勇为被拒 追踪
时间接近上午九点，黄利强和妻子跟随代理人进入法庭，显得有些心事重重，但似乎又多了一份期待。一个月后，将是他们的儿子黄磊去世3周年祭日。2013年夏天，广安市广安区17岁少年黄磊溺亡，家人为其申报“见义勇为”未果，随后将广安区综治办以及广安区政府告上法院（成都商报曾报道）。昨日上午，此案在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围绕少年是否是“救人溺水身亡”展开激烈辩论。
法庭上，黄家向法庭出示了新证据，称有2位当天最早到场的村民从唯一目击者和生还者柏某某口中听到，黄磊系救人溺亡。不过，被告方代理人提出质疑，称同样是这两位村民，事后接受广安区政法委、纪委的调查时，表示并没听到柏某某说这些话，而且，原告方为了取证还给3位参与打捞尸体的村民每人300元报酬。昨日的庭审持续了近5个小时，不过，法院未当庭宣判。
事件/回顾
溺水身亡还是救人溺亡？
同一证人说出两种“真相”
2013年8月18日，广安市广安区石笋镇，17岁少年黄磊到同学柏某某家帮忙收割水稻。当天下午6时许，黄利强便接到“儿子出事了”的电话。
与黄磊一同溺亡的，还有柏某某的表弟刘福万。经当地相关部门协调，柏家给黄家补偿了1万元。作为当天唯一生还者柏某某，最先接受派出所问讯笔录时，称黄磊系不慎溺水死亡。但几个月后，柏却又改口，在QQ空间写下日志，称黄磊当天是因救落水的表弟而溺水身亡，其行为属于见义勇为。
之后，黄家开始为儿子的“见义勇为”称号四处奔走，但在同一证人口中的两个“真相”面前，相关部门作出了“不予申报黄磊见义勇为”的答复意见书。之后，黄家将广安区人民政府以及广安区综治办告上法庭，请求撤销此答复意见书，并请求重新作出“确认黄磊见义勇为”的意见。
新证据
少年是否救人被淹？再现“两种说法”
在7月4日的庭审上，黄家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诸多证明黄磊系救人溺亡的证据，包括此前向媒体公布的柏某某QQ空间日志截图，柏某某在日志中写道：“我的表弟刘福万因为不小心滑入水中……黄磊不顾一切地脱下鞋子跳入水中去救……我下去救他们，当我走到深一点地方的时候，就一下子滑了下去……黄磊推了我一把……我的身体借着推力游到了浅水的地方，我上岸后很快去找人救他们。”不过，被告方对这些证据持怀疑态度，指出柏某某写日志是在黄家人“多次打电话，让柏某某很烦”的情况下才写的。
此外，黄家还在法庭上提交了一份新证据：黄利强与几位当天最早到达事发现场的村民的谈话录音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是黄磊去世一个多月后，黄利强重返事发现场找到村民们问到的说法。其中两位村民的“说法”显示：当天柏某某曾向他们提到过，是其表弟刘福万先落水，黄磊去救被淹。另一位参与尸体打捞的黄姓村民称，当地广安区石笋镇政府人员当天也曾赶到现场对柏某某进行问询，柏某某的说法也是“小的孩子（刘福万）先掉下去”。不过，黄家代理人何定全事后曾找当地镇政府要求查看笔录，但被告知该笔录已经遗失。镇政府给出的解释是“在年终清理资料时将此材料不慎丢失”。
对于黄家提出的新证言，被告方广安区综治办代理人刘斌称，广安区政法委、纪委等相关部门事后也对上述几位村民进行了询问，但对方的说法却是：当天并没有听到柏某某说“黄磊是去救人被淹”。
新情况
被告方：原告方曾给三作证村民每人300元
庭审上，被告方代理人刘斌还表示，关于原告方提交给法庭的村民证言，并不符合规定。
刘斌称，根据广安区政法委、纪委等相关部门事后的走访调查得知，原告方及其代理人当天实地调查取证时，曾找到3名参与打捞尸体的村民，在未表明自己身份的前提下，称为了给死者（黄磊）的父母办养老金，希望对方能证明黄磊的溺亡经过，“当时是一份他们（原告方）写好了的文字，让他们（村民）签字盖手印，至于写的内容，他们也记不清楚了。”刘斌称，事后，原告方还给了3名打捞人员每人300元报酬。
不过，原告代理人何定全解释，当天取证时确实给了几位村民一定的报酬，但原因是因为取证耽误了几位村民的时间，而给报酬也是在取证完毕之后，并不违规违法。至于“取证谎称为黄磊父母办养老金的说法，那是被告方编造的”。
被告方
“他的行为不符合见义勇为评定标准”
庭审上，刘斌表示，黄磊当天即使是救人溺亡，其行为也不符合见义勇为的评定标准。
刘斌称，根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以及《广安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办法》相关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结合本案来看，柏某某、黄磊已17岁，相约去同学家玩耍，12岁的刘福万要求跟随，柏、黄二人没有拒绝。三人同骑一辆摩托车出发，事实上形成了两个17岁的大孩子带一个小孩子的情况，在刘福万提出去水边玩耍时，柏、黄二人也没有反对，这些要素，在法律上构成在先性行为。当12岁的刘福万在水边遇险，在柏、黄二人存在在先性行为的前提下，对刘福万有救助义务。“柏、黄二人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带刘福万同行这一在先行为客观存在，他们对刘福万都有照顾看管救助的义务，无论这一义务是法定的、约定的或者道义的，他们都有救人的特定义务。”
被告方还表示，当初广安区公安分局提交给区综治办的《关于建议确认黄磊见义勇为行为的申报材料》，这只是给广安区综治办的一个建议，综治办会根据所有材料做一个综合判断分析后，形成一个建议后再报送区政府，是否评定为见义勇为最终由区政府做决定，广安区公安分局的“材料”只是一个建议，并非最后结论，这并不代表黄磊的行为就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
昨日，法院并未当庭宣判。
少年父亲
数年奔走 只为给儿子争一个“该得的名誉”
黄利强是乡村医生，曾德莲在家务农，原本幸福和谐的三口之家，因儿子黄磊之死，打破了一切。
昨日庭审结束，黄利强心里并未觉得轻松。数年奔走，他仍心存疑惑，为何诸多证据证实儿子是救人溺亡，但就是不能申报为见义勇为呢？“他是家里的独子，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给儿子一个名誉。”黄利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给儿子争一个“该得的名誉”。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成都商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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